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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新春见闻)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中新社香港1月11日电 题: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左手握一方印石,右手执一支刻刀,不使用印床来固定印石的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娴熟使用冲、旋、转、剔多种刀法,在自己的工作室凝神聚力地创作着,在轻重缓急的节奏中,一只动态十足的小兔子跳跃欲出……

图为正在创作中的李玉生。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

  癸卯兔年春节来临之际,李玉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兔代表的是宁静、善良、温和和活泼,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几年受疫情影响,人们更渴望早日走出疫境、生活祥和美好,他就决定创作一方生肖兔印章,来表达和传递这种愿望。

  也正因如此,在这只生肖兔的下方,李玉生特意又刻上“兔年大吉”四个篆字,冀望新的一年“兔”飞猛进、万事如意、国泰民安。

图为李玉生治印生肖兔,冀望新的一年“兔”飞猛进、万事如意、国泰民安。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

  李玉生告诉记者,他钻研篆刻艺术是半路出家。他痴迷收藏近30年,在与陶瓷、玉器、书画等藏品打交道的过程中,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起初拜师雷少华和林坚璋学习书法,后又师从岭南画派大师赵少昂高足、著名画家卢清远和岭南画派名家伍月柳等人,研习多年后形成了自己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

  “书画作品上的印章同样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李玉生说,美国学者威廉·罗肯特曾称赞中国篆刻艺术是“世界公认的最高艺术”,而篆刻家是“能使石头唱歌的艺术大师”,他潜心观察每一位名家的用印并从中领悟印章和书画作品的融合之美,继而又开始痴迷篆刻,在西泠印社名师邓昌成和西泠学堂林墨子导师的指导下学习篆刻。

  此前学习书画的沉淀也给他的篆刻带来便利和灵感。“书法有笔法,篆刻有刀法,使刀如使笔。”李玉生说:“其实,在印石的方寸之间表达艺术语言需要严谨的推敲,需要人文的修养,方寸之间有大天地。”

  在篆刻水平精进之后,他把创作思路转向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他要将《兰亭序》全文用印章表现出来。朱文白文灵活协调、边款用字摒弃雷同,李玉生潜心用力数月之久,终于将全文324字的《兰亭序》刻在了64方印章上,在拓印印屏时,李玉生为了作品的丰富性,又特意尝试了篆刻书圣王羲之的人物肖像,作品完成后受到名家的充分肯定。

图为李玉生介绍他创作的《兰亭序》全文印屏。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

  一发不可收的李玉生,又创作了《陋室铭》《心经》《爱莲说》等全文印屏,从人物肖像篆刻到象形物篆刻乃至鸟虫篆,也成为他在方寸天地间纵横驰骋的畅意表达。

  在2022年中央援港抗疫期间,李玉生用篆刻来记录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内地医护人员逆行而上的付出,身着防护衣怀抱儿童的医护人员、运送抗疫物资的列车、方舱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等,都在他的刻刀下一一呈现,这幅以几十枚印章组成的《壬寅年香港抗疫印屏》,在香港抗疫美术作品展览中亮相,吸引众多人士观赏赞叹。

  “香港与内地已经实现了首阶段‘通关’,很多三年没有和内地亲人团聚的香港市民已经北上,兔年里我也要去内地好好走一走,从中获得更多的灵感。”李玉生说,脸上写满期待,“祝愿大家在新一年‘兔’来运转、‘兔’飞猛进”。(完)

  •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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